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世界文明发展史表明，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先导。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交汇的新方位，我国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努力回答好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推动高等教育向着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目标迈进。
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历史最好最快的发展阶段，教育规模质量、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持续迈上新台阶。
高等教育加速由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迈进。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42.7％；[1]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3699万人，占全球总规模的1/5，其中，普通高校招生748万人，毕业生突破700万人，[2]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贡献度显著增强。五年来，高校为国家输送超过3000万名各类人才，[3]高校毕业生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力军，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3年，[4]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2016年，高校为社会输送工学本科毕业生122.7万人，占毕业生总数的32％，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近年来，发达国家该比例在15％～25％，芬兰23.7％、德国21.0％、奥地利为17％、瑞士15.7％)，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
高等学校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策源地。高校发表全国80％以上的SCI论文，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达到12.7万件，比十年前增长17倍；[5]产出70％以上的科技成果和80％以上的社科成果，2016年高校共获国家三大科技奖214项，占获奖总数的72.5％；[6]服务产业发展需求科研经费超过1791亿元，占科研经费总量的27.4％，科技成果直接交易额达131亿元。[7]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同时也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2016年出国留学人员54.5万人，留学回国人员43.3万人，来华留学人员44.3万人，比2012年分别增长了36.2％、58.6％和35.1％。[8]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才总数达265.1万人，其中近五年以来占70％，[9]2014-2016年共计回国120万人，82.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2016年，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万人次留学人员在华学习。[10]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审批或复核通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2480余个，其中包括有较大影响的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中外合作大学9所，本科以上层次二级机构80个、项目1133个，高职高专层次908个，共有29个省市的730所高校举办了中外合作办学，约占全国高校的三分之一。[11]
五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开创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个首次”。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4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34.5％)，接近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3.9％)。第二，高等教育每年为社会输送毕业生首次突破1000万人，规模稳居世界首位，源源不断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人才需求，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人力资本。第三，考虑时滞因素，海外归国人数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数，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海外人才归国潮，高等学校成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报国的主渠道。
党和政府坚持将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领域，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优先规划、优先投资、优先保障。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2016年首次突破3万亿元，占GDP比重连续五年保持在4％以上，五年投入超过1952-2011年60年投入之和。[12]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超过1万亿元，财政性投入6000多亿元。[13]五年来，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革“四梁八柱”逐步健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和高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落实，面向全球引才用才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制度优势加快形成。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更有条件去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梦。
二、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能转换交汇，内外环境和形势变化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挑战。
(一)从教育外部看
一是全球人才竞争新格局加剧高等教育竞争。当今世界，产业竞争和要素转移呈现新趋势，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接连涌现，创新人才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关键要素。发达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创造优势，必须把增强教育竞争力和人才吸引力放在首位，必须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崛起中的中国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二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加快激发“人才红利”。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从需求侧看，持续扩大消费、投资、出口拉动面临重重压力，必须通过创新谋求新出路、开辟新空间；从供给侧看，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过剩产能不断强化“硬约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把人力资源作为产业体系的核心要素，这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要以提高人力资源供给体系质量为重要主攻方向。积极把握和引领新常态，必须珍惜和用好当前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时不我待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充分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倒逼要素投入由规模向质量提升，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真正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打造成启动我国经济发展新引擎的“秘密钥匙”。
三是民生需求新变化对高等教育提出新期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现阶段，随着民生需求逐步由生存向发展、物质向精神、实物向服务、外部驱动向内在需求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由基本生存型为主向多层次多样化发展，对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更加期盼，从“有没有”升级为“优不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必须解决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竞争不充分的问题，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更具活力。
四是互联网大数据发展催生教育方式新变革。近年来，基于平台模式的互联网教育和知识分享服务迅猛发展。2016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到了1560亿元，用户超过9000万人，并且预计今后还将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持续增长。互联网带来了知识爆炸式更新，大数据、在线学习、人工智能打破了学校教育自上而下的层级式教育模式，改变了传统教与学关系，培养自主学习、运用知识、探索实践、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比获取知识本身更加重要。面对信息网络化的新挑战，必须创新教育组织形态和学习行为方式，主动迎接新一轮教育变革。
(二)从教育内部看
在教育现代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大趋势下，高校办学定位和功能正经历深刻调整，高等教育要由大变强，必须准确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向内涵式发展转轨。准确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紧紧围绕高等教育“高质量培养高层次人才”，“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性劳动者大军”主线，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以下挑战。
一是如何实现高校分类化、特色化和差别化发展。特色是高校办学的生命。我国现有普通高校2596所，其中本科高校有1237所，[14]数量众多、层次不一、水平各异。面对全社会多元化的人才需求，高校除了高层次创新人才，还要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不可能套用一个模子、一把尺子、一条路子。要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争创一流，避免“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竞争，最大限度发挥人才效益。
二是如何让人才培养中心任务进一步回归本原。教育以人为本，教是手段和途径，学是目的和归宿，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是教育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世界范围看，评价一所高校，不光看教师队伍水平有多高，从根本上还要看人才培养水平。2016年，英国发布《高等教育白皮书》，提出实行“教学卓越框架”，从国家战略层面引导高校回归教学，围绕以学生为核心来提升教学质量，建立教学与研究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学文化。美国Harvard、Stanford、MIT等世界名校纷纷回归本科教育，启动本科教学改革，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我国也正在着力解决一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课题热、课堂冷”的问题，改革“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将因材施教、任务驱动、前沿探索引入课程体系，引导教师潜心教学，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三是如何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人才是经济活动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教育作为人才供给侧，能否与产业需求相联动契合，是评价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的重要标准。高校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并没有天然的一致性，必须加强政府引导，解决供需双方的结构性矛盾。
四是如何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是办好一切教育的本质要求。我国东中西发展环境和基础各不相同，在地理和经济上均形成梯次结构。应继续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多方共建行业特色高校，支持西部优势特色学科发展，多种形式开展高校对口支援。作为薄弱环节，没有中西部的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和现代化；没有中西部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同样也不会有全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要发挥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率先引领作用，让东部人才和科技更多支持中西部高校，让中西部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促进更多创新资源在中西部地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才能不断缩小区域差距，逐步形成东中西互补互动和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三、推进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政策取向
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要满足公平和效率的双重需求。一方面，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解决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入学权利和机会公平，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另一方面，要持续增强教育供给侧对培育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作用，让高等教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动能转换的“催化器”和“助推器”。
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牢坚持人才为基、内涵为本，走好特色发展之路；牢牢坚持一流标准、标杆引领，走好重点建设之路；牢牢坚持全球视野、开放竞争，走好合作共赢之路。
坚持人才为基，内涵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高等教育发展之“根”在学科，之“魂”在人才。要鼓励高校始终把人作为最可宝贵的资源，多一些安心、耐心、静心，走稳走好内涵发展之路，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打造出更多学科“高地”和“高峰”，稳中求进，逐步提高高等教育重心。坚持内涵发展，就要坚持中国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服务国家发展、面向国家需求中勇接地气、善接地气。要有运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法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底气和自信，要有志于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改革创新最前沿、改善民生第一线的主动作为，增强解决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本领能耐，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要充分尊重高校自主权，鼓励和引导高校从国家需求、行业特点、现实基础、学科优势中找准定位、保持定力、有舍有得，发挥出比较优势，做到既有“主干”也有“精干”，多保护培育“小而精”，不片面追求“大而全”。
坚持一流标准，标杆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用一流的标准支撑一流的目标。朝着世界一流的中国高等教育梦，让“双一流”高校发挥标杆引领作用，在三个层面集中聚焦、重点突破。一是引领学术和学科发展，向世界科技创新最前沿发起冲击，在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勇立潮头、树立旗帜，不断开拓优势领域，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学科由跟跑、竞跑向并跑、领跑转变。二是引领全国和区域、行业高等教育发展，强化“先行军”“探路者”率先示范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行业高校开展辐射式、结对式支援，带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提升。三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军民融合，加快将高校学科、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让高校真正地成为科技和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坚持全球视野，开放竞争。评价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否世界一流，不能自说自话，要有来自世界一流大学“朋友圈”的接受和认可。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同样必须主动融入全球学术创新和教育治理的大舞台。新时期统筹推进高等教育发展，更要有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推进高校开放办学，不仅开学术之门，更开制度之门，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扩开放，在学校治理、运行程序、规则标准现代化等方面主动接轨世界，与一流大学一同比较、一同竞争、一同进步，在追赶超越中加快形成一流制度、打造一流学科、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
推进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要坚持以下政策方向。
一是顺应普及化趋势，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内涵是高等教育的底色。解决新时代新挑战，要把提高质量、内涵发展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题，这是发展理念、行动、路径的一场深刻革命。第一，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确立质量第一意识，推动高校发展由重规模、大而全的外延扩张向重质量、优而精的内涵提升转变成为共识。第二，要改革建设模式，由重办学条件等硬件建设向重人才队伍等软件提升转变，要让人才真正成为支撑高等教育的第一资源、第一驱动、第一优势。第三，要突出办学特色，在差异化发展中增强核心竞争力，推动人才培养由“严进宽出”的“产品加工”模式向“宽进严出”的“精品培育”模式转变。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第一，完善培养类型结构，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改革，满足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引导一批高校和专业集群向应用型转型发展，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推行“引企人教”，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促进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融合对接。第二，优化区域布局结构，构建与国家和区域人口布局、产业布局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持续加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以提升实践教学能力为重点，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服务地方发展，带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支持高水平大学创新发展“慕课”等网络在线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缩小数字鸿沟。第三，提升学科专业结构，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和资源配置机制，积极发展新工科，促进高校学科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
三是加快“双一流”建设，引领高校内部治理各项改革。“双一流”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高峰”和“塔尖”。推进“双一流”建设，根本还是要靠深化高校治理各项改革。第一，要坚持以人事制度改革为核心，深化职称聘用、收入分配、人才发现引进使用评价激励等改革，实行岗位分系列分类管理，全球范围延揽人才，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队伍。第二，要深化招生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考试与招生相对分离，实行综合评价录取，完善“重基础、有选择”的人才培养路径，健全以创新能力为本的培养体系。第三，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型工程研究，积极发展跨学科组织，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通多要素融合的成果转化机制。第四，要全球开放合作，推进国际化办学。扩大留学生规模，促进世界各类文明融合共进，努力为解决全球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四是完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完善多元参与格局。高等教育必须从外部监管向高校内部自我调控转型，完善高校、政府、社会共同治理体系。第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发展高等教育职责，促进事权财权匹配，扩大省级政府统筹权。第二，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支持社会资本兴办高等教育，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扩大投资渠道，完善受教育者合理负担的成本分担机制。第三，重新定位政府、高校、社会关系。推进管办评分离，政府退出微观管理，向管制度、管规划、管标准转变，强化社会公众评价监督，鼓励支持社会第三方教育监测评价。
（来源：《光明日报》）